光辉历程 保密有我
    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有着优良的保密传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保密小故事。

前言
    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指导下，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学习党的保密历史、继承发扬党的保密工作，增强公众维护国家秘密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保密意识。
    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
    内战暴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先将一部分机关人员和文件材料撤出延安，转移到安全地带。党中央疏散档案的原则是：机密的和重要的由专人携带，武装保护；重要而不机密的要转移到陕北山区坚壁起来；确实不重要但比较敏感的事务文件可以烧毁。
    由于有的机关积存的文件资料平时没有分类存放，给战时疏散工作带来了麻烦，从而出现了惊慌失措或销毁不该销毁文件资料的现象。此事被毛泽东知道后，立刻派相关人员到有关单位检查，并传达他的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重要的文电可以烧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这之后，各机关都加强了机要保密工作，同时杜绝了滥烧文件的现象。
    转战西柏坡须臾不忘保密
    1947年3月20日，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3月24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蒋敌有测电台方向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以迷惑敌人”。
    1947年9月1日，在转战途中，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电报，重申保密办法。他指出：敌人因战争节节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尤其是其密码编制、电台控制的漏洞较前减少，使我侦察工作日益困难，而全国性反攻正在开始，更需要我情报侦探工作能配合此反攻局面，望重视此事，并严格执行规定。
    1948年3月初，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洁等召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移到华北的准备工作。随后，周恩来审阅批准了3月8日行政会议提出的准备转移的各项规定，并要求各单位对转移的消息严加保密。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东渡黄河，3月24日到达三交镇的双塔村(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3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中央机关人员大会。传达了由双塔村转向西柏坡的路线和注意事项。他强调“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要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有敌情观念，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变被动为主动
    1948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米脂县杨家沟所住的窑洞里主持召开了杨家沟通信保密会议。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来到窑洞，看望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并对大家讲：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小河会议的延续，目的是继续同国民党军的侦察测向做斗争，系统总结通信机要保密工作经验，迎接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强调：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现一些情况，大家都已知道。现在就要大家来想办法，摆脱敌人的侦察测向，变被动为主动。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会同志提出了改进措施。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作了小结，把加强通信保密的措施概括为 “四言八句”：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
    加强通信保密赢得信息优势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在华东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军通信部门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千方百计避免电讯信息泄露。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各电台统一更改了呼叫密码，调换了人员和机器。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在围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将敌人3个兵团严密包围后，发现敌人对我军部队的行动了解得很详细，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研究分析泄密原因，并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通信保密：一是对电话线路派出警卫武装，沿线日夜巡查以防窃听；二是对总机值守人员加以审查，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充任；三是尽量减少电台电报来往，利用徒步或骑兵传递，电台多听少呼；四是传达部署任务时，除必要部分外，禁止全文下达，并严格使用部队代字、代号；五是加强阵地前沿警戒，严查往来出入人员。
    这些措施实施后，很快扭转了不利局面。1949年1月12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今天，虽然处于和平年代，但是维护国家安全，绝不只是个别部门工作人员的义务或特权，而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增强自身安全保密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